烟云草堂

文/龚鹏程

中国是一个儒家型社会，所谓儒家型社会，不是光从理论上讲，光是理论、概念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一个社会改造成儒家型的社会，就能够让大家在伦理生活上都过一种儒家的生活的，不行，这里面必须有一些方法、办法。宋代其实也我们现在一样，也面临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现代的社会跟古代的不一样，我们是巨大的变迁，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宋代也是在变，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变，所以当宋代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时，也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都有姓，我姓龚，然后有些人姓张，有的姓王，有的姓李，每个人都有姓，每个人都有祖先，有祖父、父亲，家族有来源。可是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是没有姓。比如子路，他姓什么？姓季？“季”是小的意思，并不是姓。孟、仲、叔、季，这些都是排行。像那个孟姜女，她不是姓孟，她的名字是姜家的大女儿的意思。孔子因为是老二，所以是仲，叫仲尼，他的哥哥叫孟皮，所以这些孟、仲、叔、季是排行。子路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的，孔子的弟子里面很多是没有姓的。再比如仲弓，孔子说他的爸爸是一个出生很低贱的人，但是生出一个好儿子，就好比是一头牛生出一头小牛，头角峥嵘，可以拿来献天，就是说他的爸爸生了一个好仔，这就表示他的身份很低贱。因为孔子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些是有姓的，比如子张叫颛孙师，子贡叫做端木赐。一听他叫颛孙师，他叫端木赐，就知道这个人是贵族。孔子是第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在他之前只有贵族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中外皆然。孔子是首先打破了这个阶段，欧洲是要到一千年以后才达到这个阶段，印度就更晚。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不仅贵族可以受教育，他的弟子里面还有很多平民。要注意，那个时候平民是没有的姓的，这个现在是完全不可想象。没有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祖先，平民是不可以祭祖的。有人就会觉得说，我们中国人都是祭祖的，怎么说不能祭祖呢？其实从来都是不能祭祖的。

荀子讲过，天子祭七代，就是七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大夫是上士三庙，就是士大夫里面地位比较高级的是三庙，下面中士两庙、士一庙。一庙就是祭自己的爸爸，爸爸以上的二庙、两世祖都是不能祭的。天子可以祭七代，祭七代的意思就是其中一个是始祖，另外是最近的五代祖，中间有一庙是把超过五代的其他的始祖的都集中到那里去，叫祧庙。所以就是一个远祖，一个是最近的五代祖，然后加一个祧庙，总共七祖，天子七庙。其他的诸侯、士大夫就递减，到了士的这一阶层就只能祭爸爸。老百姓因为没有姓，都是平民，所以不能祭祖。我们现在都说百姓，在过去百姓指的就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有姓。比如《尚书·尧典》里的“平章百姓”，那个“百姓”就是贵族，因为他有姓。而一般的平民因为没有姓，所以是叫黎明。这些黎明，荀子就说过，是“持手而食”，就是靠两只手劳动才能吃饭的人，所以没有庙，无庙，不能祭祖。

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期、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才有姓。因为这个时候贵族瓦解了。贵族瓦解就是原来我是贵族，贵族是有封地的，有权有封地，可是如果我一个人生了三个小孩，这三个小孩就会继承我的封地，我的封地就会分成三份。然后我的小孩他们每一个又生了三个小孩，这样我的封地又往下分，就分成了九份。然后他们又再往下分，分成二十七分，然后再分，这样慢慢地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若干代以后，贵族也只是身份上还是个贵族，但是实际上跟一般平民是没有区别了，这就是贵族的瓦解。贵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因为和之前是不一样了。然后，国家又支持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身份的转换，比如说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说不管你原来是不是贵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由战功来决定，这样平民就崛起了。所以到了战国后期，平民崛起，贵族瓦解，贵族变成了平民，平民又起来变成了贵族，这个时候平民才有了姓，我们都有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欧洲也是很晚才有姓，日本就更晚。后来不是说日本人有姓是怎么来的，住在田中的就叫田中，住在松下就叫松下，住在厕所边就叫御手洗。早期我们中国人取姓也是这样，住在陈地的就姓陈，做官做司马的就叫司马。

这个时候是开始有姓了，但是祭祖却还是没有开始。到了汉代以后，到了魏晋，中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结束，平民都还不能祭祖。因为到魏晋，一直到唐代中叶，中国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贵族社会，这个叫世族门第。世族门第的社会有点像印度的种姓社会，就是要看出生，这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身份不一样，出生的姓氏不好——自从大家都有姓以后，就开始要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门第，小姓叫寒门，社会上分出了九品中正，分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所以有些人生下来为什么叫“王谢子弟”啊？“乌衣巷口夕阳斜”，王谢子弟生下来就是富贵的，一个三岁、五岁的小孩都可以封大官的，但其他老百姓是不行的。像我们现在坐在一起上课，当时是要先搞清楚你们之间的等级是不是一样，否则的话是不同座的，是不能在一起坐的。有一个人后来做了大官，叫到盖，这个姓也很特别，他已经在朝廷做了宰相了，但是那些世族却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他就很生气，就问他们为什么都不跟他说话，那些世族就说，因为你的祖父当年是倒粪的，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有一股余臭。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这种世族门第社会靠的是什么呢？靠得是官衔、读书，靠经学礼法持家，靠的就是这个。当时他们有家谱，家谱就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避免家族祖先的避讳用的，这就是礼法门风。礼法社会是高门第的只跟高门第的互相通婚，血统不能混乱的。这样的社会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又瓦解，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到宋代以后又不一样了。而中国人所有人都可以祭祖，其实是到了宋代以后才开始每个人都祭祖。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每个人都祭祖，所以祭祀的仪式——因为过去只有贵族可以祭祖，但现在每个人家都可以祭了，所以这个祭祀的仪式就要重新定，怎么祭，有什么方式步骤，这个规定一直到明朝才完善。

另外，中国的家庭结构是经历了几次大变化的。我们现在都说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好像就是一大块的，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我们中国传统就是大家庭，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传统都是小家庭，哪里是大家庭？中国传统的核心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带一个小孩。另外一种是直系家庭就是一夫一妻生了两个小孩，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就会让他自己出去组织一个小家庭，然后另外的这个大儿子就跟爸妈一起住，以后就变成一个核心家庭带两个直系亲属，这就是直系家庭。这个是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是在秦汉时期、战国时期形成的。因为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的瓦解，大家庭也就瓦解了。再加上商鞅变法是鼓励分家，如果有两个小孩就鼓励分家，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基本都是小家庭的。但是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困难，小家庭有小家庭的麻烦。小家庭带小孩，对小孩的教育和养护，成本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两个人要工作，又要带小孩，那个是很辛苦的，成本很高。现在有一些家庭要么请保姆，要么就是社会福利好交给社会，但那个时候就很困难。养小孩，养老人，这就造成了小家庭的负担很重，做不来，所以后来又开始鼓励大家庭。所以东汉开始家庭就扩大了，到了后来就形成了世族门阀。不过，到了唐代中叶以后，这个大家庭又瓦解，又变成了很多的小家庭、小家族，小家族后来就变成了社会基本的一个家庭形式。这样，那些儒者又想，我们原来儒学强调的那些亲人之间的亲戚的关系怎么来组织呢？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强调编族谱。

各位回家看你们的族谱就知道，我们的来源总是很远古的，来源于彭祖，来源于黄帝，来源于张良，都很远古。但是，我们所有的族谱，没有例外，我不相信有例外，就是族谱的形式怎么样，到底怎么编，这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就是欧阳修和朱熹定出了两种编族谱的形式，我们所有的族谱都根据这两种形式来编写。之所以要编这些族谱，道理就跟范仲淹定范氏义庄的规则一样，要把同姓的宗族、有血缘宗亲关系的重新组织起来，把大大小小家族组织起来，然后族人之间还有聚会，而且族人之间可以通过儒家的亲亲之义去约束它，鼓励它，提升它。所以用这种方式，第一个是自己家的祭祖，第二个是把同姓的人聚集起来。像张载他们提倡的宗子法，就是聚族，让这个族聚起来，用这样的方式让社会上一批同姓的人知道，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些伦理上互相的要求，互相的鼓励。

但是宗族不一定都很小，如果整个社会都构成了一个亲亲之义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所以后来朱熹和他的一个朋友叫吕大忠，就定了一个乡约，乡民的约定。这个乡约有点像西方人上教堂，每个礼拜上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这个乡约是每一个月聚两次或者三次。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是“约”，就像我们参加社团一样，社团有社团的条约、章程，大家就围绕这个章程。那么这里面也是一样，除了彼此之间经济上有困难，大家要互助，如果死伤、有灾难，大家要互相救济，除了这种互相的抚恤、互相的救济、互相的支援以外，更重要的是道义相砥。要互相之间劝勉，做好做坏，我们就互相约定，讨论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有些人要受处罚，有些人要奖励，后来这种乡约在中国的农村就推广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王阳明在哲学上跟朱熹是不一样的，但是王阳明也一样推行乡约。王阳明之所以能有很好的事功，他在江西、广西平定民乱，靠的不是他的军队，而是靠他在各个地方推广乡约，效果非常好。

乡约是针对一般的乡民的，乡约以外还有各地方的读书人，所以在各地方就还有书院。书院的讲学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学校这样，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圈地养猪型的，就是砌一道墙出来，然后把人关进去，然后喂食，喂一些标准材料，就是教材。喂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就有个标准化、数量化，然后就推向市场，看市场能不能接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但中国民间的书院不是这种形态的，是利用这些书院作为一个民间的像发电机一样的存在，对这些地方进行一些知识的讲习，提供一些儒家的道义、劝化之类的。而且不是只在一个地方的，他会去跟农民讲，跟煮盐的这些人讲，跟一般的知识人讲。这样，儒学就能够在民间生根，这种就叫做儒学的社会实践。

在社会实践之外，还有司马光编的家礼。在过去，这些家礼都是世家大族他们要经学礼法传家的，但是现在这些世家大族没有了，那我们的自己家里也应该有些礼了，家里每天的食衣住行、起居，还有岁时年节。岁时年节就是元宵该怎么过，过年该怎么过，过年家里该是什么样的仪式、什么样的气氛，如何祭祖、如何对长辈、如何来相处，这就是岁时年节该怎么来处理。还有就是婚丧喜庆。岁时年节是我们对于时间的处理，婚丧喜庆是对我们一生的，人类学家把它称为通关仪式，就是我们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关口，怎么样来过这个关口，有一些仪式。比如小孩子出生会有个仪式，结婚会有个仪式，死亡会有个仪式，这个就是每个人在人生的这些重要阶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些在家礼里面都会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就叫做家礼。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叫《书礼》，后来朱熹到了南宋时期，因为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也编了一本，叫《文公家礼》。朱熹的这一本就一直延用到清朝，后来清朝又加以增删修订。台湾的民间在早期，每家基本都有一本《家礼大全》、《家礼通》之类的参考书，碰到这些事情就有所参考。

所以说，原来的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只有在政治上，或者在学校里面学，它在生活实践上也有一套方法，而这一套方法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参考的地方。像朱熹的那一套礼法，在今天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变通改造以后，在现代社会一样可以用的。比如说碰到死亡问题，就可以拿来看看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现在社会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礼俗可以拿来改造，比如说我们的婚礼、生日。生日，现在都是弄一个蛋糕来，然后大家唱唱歌，也只有这样了。生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仪式了，婚礼却是千奇百怪，而死亡就还是有点依照原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儒学在现代社会当中，它要考虑到社会的变动，取得一些新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实行，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儒学应该要考虑方式。这就是儒学实践的第二个方法，我把它称作是儒学的生活实践。

原来在谈儒学的时候，最早在谈的时候，就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之路上，希望儒学能够开拓自由民主之路，这是儒学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实践和尝试。然后在八十年代，就谈到儒学跟经济的关系，这算是儒学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实践和尝试。那么现在是在社会领域，在生活领域，希望能够重新纳入我们的社会，把社会改造成一个能够拥有儒家生活伦理、态度、精神的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儒家生活伦理几种不同的实践方式。（龚鹏程，著名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本文是龚鹏程先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2９日在十乐®举办的传习社讲座“儒家伦理的生活实践”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